黑皮肤,白面具_小说

黑皮肤,白面具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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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梳 [2007-10-28 20:39:37]

优点:~

不足:~

　　　　《纽约时报书评》介绍该书的时候写到：“他表明种族问题、肤色的问题是如何隐秘地与一系列词语和意向联系在一起……是法农这个人，而不是那位医学专家或知识分子，使我们无法放下这本书。”的确，这样一部学术色彩浓重的著作因为作者强烈的主观介入而显得动人心魄，让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法农内心深处的忧郁与强大的担当意识，他将各种理论熔铸在自己富于感情而不失客观的论述中，总是能够撞击出一个又一个富有力量的论断，让我们不知所措，却又欣然叹服。
　　　　归根结底，法农用他睿智的语言，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悖论：被殖民者所处的环境将他们推向两个不归之路，要么在思想上变“白”，用白人建立起的文化去思维，去生活；要么就真的像白人想像中的那样，真的将自己变成罪恶的、无耻的、低级的化身，因为所有试图建立黑人自己的文化以抵抗白人文化的企图显然都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现实的文化选择会呈现出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法农的批判性在此时展现出来。对于真正野蛮的欧洲文化，那种妄图为一切预设前提，以白人的愿望勾勒一切标准的无耻用心。法农把眼光落在这些不平等形成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我认为要明白某些精神的现实必须再变成孩子。荣格就是在这方面是个发明者：他要到世界青春时代去。但他大大地搞错了：他只是到达欧洲的青春时代。欧洲的无意识的最深处制造着极其卑劣杂交，其中潜伏着最不道德的冲动、最不可公开承认的欲望。由于一切男人向白皮肤和光明攀升，欧洲人想要摒弃这企图自卫的非文明人，当欧洲文明同黑人世界、这些野蛮人民族接触时，大家都同意；这些黑人是邪恶的根源。……在欧洲，黑人有一个功能：代表低级感情、不良倾向、心灵的阴暗面。在‘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黑人——或如果愿意，称作黑肤色——象征邪恶、罪孽、贫困、死亡、战争、饥荒。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马提尼克岛——它因集体无意识而是个欧洲国家——当一个‘肤色发青’的黑人拜访你时，人们说：‘他带来什么倒霉事’。集体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大脑的遗传：它是我称为‘轻率的文化强制’的结果。”到此，法农从无数个个体经验与学理分析中将殖民文化的荒谬性根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一切已经在源出阶段被白人设计好了——也许这是无意的——“一切个人应该把他低级的迫切要求、他的冲动算在低劣基因的帐上，这基因将是他所属的文化的基因（我们看出来这是黑人）。这种集体犯罪由应当叫作替罪羊的东西来承当。黑人的可怜之处这在这，他们无缘无故的就在文明缘起的时间里被指认为异类，被看做是白人低级要求的替罪羊。更加可悲的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被认为是法国海外省的“法国人”，特别是“安的列斯人”，这些“黑皮肤，白面具”的人，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以完全白人化的思维生存，从一出生就接受着完全白人化的教育，他们眼中的自己俨然白人一般，事实上他们把那些真正意义上黑非洲土著当作视作黑人，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自己的白人身份；悲剧出现在他们与那些皮肤白皙的欧洲人真正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开始丧失自我，并开始进行内省，因为在那些白人眼中，他们与实际上的黑非洲土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白人早已经建构起一套坚不可摧的霸权系统，在欧洲人的“群体无意识”中“黑人——或如果愿意，称作黑肤色——象征邪恶、罪孽、贫困、死亡、战争、饥荒。天下乌鸦一般黑。”西方国家在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后，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思维方式注入到被殖民国家人民的头脑中，黑人自己的文化在哪里，我们反复探询。黑人有自己的文化吗？更大的悖谬在于，当黑人觉醒并企图反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用以反对西方文化强势主义的话语资源仍来自西方。一个可怕的怪圈，这正是殖民主义罪恶的最深处。我们欲罢不能。
　　　　阅读中引起人思考的则是，如此强大的文化殖民力量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凑巧的是，在我阅读法农这本书的同时，我正在重读老舍先生的经典小说《二马》，并突然意识到两者之间可能构成某些有意义的对话。在老舍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两个带有漫画色彩的形象，他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欧洲的土地上，并在表现出对于强势文化的不同反应。老马从一开始便以极不合作的态度对待所有陌生的一切，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原有的习惯，虽然他不得不每天被迫吃生冷的牛肉。伦敦的环境使他生厌，雾气蒙蒙的天气，还有那仿佛永远忙碌不听的街道。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坚决不坐那另人厌恶的公共汽车，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遭遇了意外的爱情——房东温都寡妇——但很快因为这将防碍他回国，而宣告结束，并且他也并未因为一个娘们而感到有什么惋惜。儿子小马，伙计李子荣则完全不同，他们有意识的融入到英国社会中，认为到这里就应该按这里的规矩办事，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异质的文化。显然，故步自封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像老马那样，他解决文化碰撞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逃脱，就快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去，这显然没有任何力度。我们无法拒绝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全球化的真状态正是西方强势文化，逃离无用。老舍先生在小马和李子荣身上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希望，但这希望显然埋下了一些另人担忧的地方，小马和李子荣正在试图用英国人的——欧洲人的——方式去办事，去思维。当我们企图使用压在自己身上的强势文化去反对这强势文化本身的时候，我们上当了，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不然，就只有走老马那条脱逃但实际永远逃不走的路了。
　　　　小说中那些英国人，包括温都太太，温都小姐、伊牧师、伊太太、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些人对中国人的想像，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维度。我们发现，除了法农批判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时候强调的以外，荒谬的想像还来源于大众传媒。传媒不仅制造拟态环境，还用电影、杂志报刊不断的报道中国人是如何的血腥、如何的吃老鼠、如何的爱杀人……这人胆小的英国人害怕；让胆大的英国人愤怒；让所有英国人瞧不起。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农让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黑人问题，而是一个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戴锦华女士——正是她让我们认识了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这两部重要的著作——认为直观的判断一个理论的好坏，完全可以看它能否引起更深层次和广泛性的思考，由这个标准，我们看到法农著作中的精彩处。
　　　　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必须要求起码的知情权，了解所有的秘密，法农让我们睁开了双眼认清自己，我们需要做的，是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行动。